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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命题，是从小学到大学都必有的事情。古代科举考试，命题的重要性更无以复加。现在，中考、高考中，作文以占据考试分数之多的地位，尤其是以对其命题评价门槛颇低的错觉，也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议论话题。
几乎所有的语文老师、所有学过文学理论、了解一点文学常识、懂得一点文学创作的，都会知道，命题作文在一定程度上是违反作文写作规律的。主题先行，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创作者的创造力。高考中，一个题目由几十万、几百万人共同来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某些世界文学名著的题目。有的文学作品，当我们一看到题目就觉得十分精彩，比如《百年孤独》，令人瞬间就觉得是一个名著的题目，回味则深感意蕴无穷；但是有的文学作品，就未必在题目上体现它的文学性，比如《安娜·卡列尼娜》《艾菲·布里斯特》《大卫·科波菲尔》等等，它们都只是一个个人名而已，假如托尔斯泰把《安娜·卡列尼娜》这个书名换成《艾菲·布里斯特》，小说的质量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就是说，有些文学作品并不是靠题名，而是凭借内容来赢得读者的。这些作品中有的是先有文章、再来命题，有的甚至干脆无题。李商隐有很多首无题诗，很精彩。所以，题目对文学创作来讲并非那么重要，文章的内容、篇章结构、文采以及内蕴体现出来的才华、灵感等才最重要。伟大的文学作品通常都是先有内容后有命名的，所以命题作文本身，理论上看相当程度违背了写作规律。
另一方面，题目的命制又相当重要。《红楼梦》开头，曾经一本正经地探讨其书命名，似乎既可以叫《石头记》，也可叫《金陵十二钗》，还可叫《风月宝鉴》《情僧录》，好像选择任何一个题目都不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的小说。但《红楼梦》的命名却从反面证明，题意与题面，对凝结作品意蕴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不可忽视的。愚意以为，“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的空空道人，以自身体会而重新命名为《情僧录》，就有跛足道人命名《好了歌》的风范：‘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呈现了一种精神现象学的旨趣。几个精神转折后，这位空空道人‘遂改名情僧’，由道入佛，但又留下个‘情’字尾巴，逗人遐思，却与其他命名有着思想差异。例如，代表儒家思想的《风月宝鉴》，与书中宝玉思想的差别；何况，‘风月宝鉴’与‘资治通鉴’之间的互文，还引发某种指向政治的意蕴。《金陵十二钗》与《情僧录》虽有关系，取向与旨趣皆迥异。《石头记》或者《红楼梦》，一种指向哲学、指向永恒，一种指向诗意、指向时间，能涵盖全书吗？”——所以，不可以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无论叫什么名字都可以。可是，当一个题目名称比文章内容还重要时，似乎就显得有些“异化”了。当然，一些古典诗歌和某些文章书籍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们的名字起得特别好，让我们觉得光看这个题目就已经足够了，甚至不需要再看文章本身，就已经懂得它要说的究竟是什么。例如日本有一本书叫做《钝感力》，很妙的名字。我们通常想要敏感力，他却强调钝感力，这个名字就出彩得足以盖过整本书了。钱锺书曰：“钟、谭《古、唐诗归》每有‘题佳而诗不称’、‘题妙可以庇诗’之评，吾于《天问》窃同此感。”如此评价《天问》，窃未敢认同，不过，钟、谭和槐聚大师指出的现象，却令我们深思。
题目的命制，究竟是如何导向、制约，乃至规定文章写作的呢？考试固然需要像体育竞赛一样，预先制定规则，篮球规则必与乒乓球不同。在题目中，似乎一切规则都包含其中，立意、构思，乃至文章体裁等，均隐含其中。故我在本文题目中称：命题乃高度凝缩的写作。这是为什么呢？限于篇幅，简略言之。叙事学有所谓“深层结构”的说法，其实，叙事学的起点乃是寻找叙事的句法结构，追求“故事下面的故事”。如：“武松打虎”，这一句子，乃凝缩的故事，故事的其他内容，不过是扩展了这一句。同样，对于说理、议论类文章，则全文要论证的命题是一个判断句。从概念、论证，到推理、结论，都凝缩在命题中。抒情类文章，其实乃综合叙事与判断（情感判断）而为之。如此看来，命题之重要，不言而喻。何况，其中还凝缩着某些特定的思想，引向人的精神深层的东西。
所以，拟制一个作文题让大家来写作，一定程度上，违反写作规律。可是，正如歌德所言，“限制中方能显示身手，只有规律能给我自由”，限制和规律、规则，正是作文命题之要义。我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就是命题作文。中国封建社会运转了几千年，科举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功不可没的。唐代甚至将诗歌写作当做考试内容，要求考生写一首律诗。然则写诗能力是否与为官能力有关系呢？有人说，如果一个人能在一种强有力的规则（对偶、平仄等）的基础之上发挥灵敏的想象力，完成一首美妙的诗歌，说明这个人的选择、协调、平衡，以及想象、智慧等能力的出色。让所有人写作相同的题目，从中择选出写得最好的那一个，可以说是一种相当合理的考察能力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让所有人思考同一个问题，甚至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我是研究文艺理论的，在这个领域所有人都会提出同一个问题：美是什么？有人想把这个问题消解掉，但其实只是换另一种方式提问而已。比如，美是从哪来的？美能做什么？我们仅仅是换了一个提法，而无法回避掉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所以，这种所有人都思考同样问题的情况，是我们人类无法回避的。作文可以分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来考，但是无论是高考作文还是平时的作文训练，只要意图把大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就必须用一个相同的问题，来考察大家思考同一个问题的深度和难度，因此命题无法回避。
既然命题无法回避，那么对此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妨来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古人八股考试的方式是，将作文题圈定在“四书”上，考官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本书中任意抽取一句来作为题目，对所有人来说都一样。过去每个私塾的老师都在猜题目，但是往往很难猜中。而且考得越多，命题就越会陷入一种怪圈，因为常考的就不能考了，正如我们现在语文命题中的汉语拼音题一样——往往学生会的不能考，要考学生不会的。所以古人在命题时花样百出，有时甚至会出现搭截题，有取经文中某段末句和下一段的首句；或上句的后半句或末一字和下句的上半句或第一字，连接起来作试题的，称“搭截题”，亦省作“搭题”“搭截”。真是费尽心机。但是这样做的明显好处在于，题目一定在这“四书”中，不会在别的地方，也就不必大海捞针一般胡乱猜测了。既然如此，所有人也就干脆死心塌地将这四本书读好。这种方式，一方面在命题上遵循了一个很坏的思路，因为它束缚了思想，考生必须将所有的思想都归到这四本书上，以这四本书的意旨来思维作文才行，从而保证了思想的禁锢和意识形态的绝对统一；另一方面，它也树立了一种很好的范例，省去了大家徒劳的猜题。但是，把政治道德口号作为作文题，极大地禁锢了思维的空间，这是一种通过先定好的思想强迫我们进一步论证它的合理性的方式，属于思维上的恐怖主义。它要求我们不能越雷池一步，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论证它的正确性，而没有怀疑的权利。
这是我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命题方式。除此之外，我们也常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