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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愿·方法·信息——我的信息哲学思辨》一书是汉语写成的。很多人都说汉语缺乏反思性，容易歧义，不能用来写西式哲学，只能搞“中哲”，譬如注疏中华古典。如果这样，我这书就没意义了。从我的意愿来说当然是不希望这样的，因而在我看来这种看法里有很多值得推敲的东西。今天这篇就以《意愿·方法·信息》这本书本身的信息主义哲学体系为根据，来说说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里其实可以有三个部分：其一，汉语的反思性“缺乏”问题；其二，汉语写作哲学应该避免哪些误区，即“不该”；其三，汉语写作哲学的好处、能发挥的优势是什么，即“应该”。其中，其三是以反思其二来考虑的，其二和其三又是以其一为依据的，其一是以我的信息主义体系为依据的。我的思想并不算太成熟，所以从唯我论看，这些“不该”和“应该”也只不过是我自己的看法，是我当前所处的水平。别人反对和批评是正常的，算是对我自成精进的帮助。

所以，接下来我将按照这三个部分，逐一梳理汉语写作哲学的“不该”与“应该”。

（一）汉语的反思性“缺乏”问题

这个问题是指汉语表达容易混淆、同词多义、高度依赖上下文和语用的特点。

对于西式哲学精神来说，就是要把说不清的东西尽可能说清。所谓“逻各斯”，就是把问题摆出来谈话、交流，使其获得对方的同意。对方同意了，对于对方来说就是“清楚了”，就有了理性。进一步地，不仅是现实的对方同意，还要潜在的所有对方都同意，这样所谈的东西摆到任何人面前、运用到任何事物上，都能得到同意或准确的响应，那就成了逻辑和规律。然而尽管我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同意，以及预计未来这样的同意依然能获得还未到来者的同意，我依然不能绝对地确定不会有人反对它，用于事物上亦复如是。这意味着未来可能还是有别人不愿意承认我所谈的事情，那个对方的意愿是非我的意愿。倒过来看，就是当前这逻辑和规律主要是我的意愿，是我（因为大家都承认而）相信它如此。如果意愿不同，所构成的理性逻辑与规律也不同。我觉得我“说清楚了”，其实只是对面前的对方说清楚了，对我接触到的事物说清楚了，我不能说未来的人和事物也必定绝对地已经被我说清楚了——只是我当下如此去相信而已。将意愿摆出来，根据对方的响应而固化之，那是当前有效，未来能否有效虽然也可以根据过去的情况来预计，但无论过去预计多少，未来总不能铁板钉钉地当成绝对清楚了。

这里可以至少看到三个问题：其一，理性、逻辑、规律的基底（来源、建基）是意愿（叔本华式的意志本体论）；其二，根据意愿不同就有不同的理性体系，所以无穷的理性体系可以从意愿中无穷地挖掘出来，意愿是一切所谓“方法创新”“自由”“灵感”之源；其三，无论多么“清楚”都无法穷尽自由的意愿（自由意志），所以谈话当中一定有尚未“清楚”的东西，暂时处于遮蔽的状态。认真严肃的交谈、逻各斯的目的，就是要揭蔽，把不清楚的弄清楚。

古典西式哲学精神是：不可为而为之。就是不知道可为不可为，只要还没说清，就继续说，不说到彻底清楚就不罢休。近代认识论以后，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些思想家已经洞察出不可为，依然要为之，把神秘的东西拆出来彻底搞清楚，像孩子拆玩具那样好奇，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获得强大的方法。东方一些早熟的文明则过早地看出不可为，所以宁愿将事情保持在神秘的阶段，甚至故意让它神秘化，过早地弃智绝圣，朝向犬儒生活。

上述是宏观笼统的无据断言，因为在西方一样有神秘化的流派，在东方一样有求清晰的理学运动。只是在气质上、总体上、倾向上，笼统地说“文化上”，具有这样的不太明显但又似是而非的现象。

这种笼统现象似乎可以在准宏观的尺度上用语言差异来解释。也就是基于“语言基底论”，认为语言是承载思维现象的唯一载体，所有意识性的呈现都以语言的方式呈现。所以审视语言也就能够梳理意识。这种观点的好处是首先排除掉（断灭）了非语言性的神秘意识的可能性（譬如“私人语言论证”），仅以语言为准来谈论事态、现象。本来我们的论文啊、书啊就是用文字语言写的，如果泛化地看，甚至表情动作和符号等等一切事态、现象，都能够与文字语言性质一样，那就有了运用文字语言去研究一切事态、现象的基础，有了用谈话、逻各斯、逻辑来触及事态、现象的可能。

按此，如果用西语来写作，就是西式思维；如果用汉语来写作，就是中式思维，是这样吗？如果西语写作的就只有西式思维能理解，汉语写作的就只有中式思维能理解，那么翻译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写作原本就是要写给别人看的，如果写出来的东西只有母语相同的人能看懂，那就忽视了持有双语的人，乃至于无视了那些持异族语言的人已经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如果写作不能让人理解，我还写来做什么。所以问题不在于纯形式的语言，纯形式的语言是能翻译和相通的，不能全然相通的是在意愿层面上。既然每个独一无二的意愿都是无论多么“清楚”都不能穷尽的，那么即便是持有相同母语的，尽管纯形式的语言上相通，意愿也不能绝对地获得。对于异族语言来说更是隔了一层，不仅意愿上不能绝对地获得，首先在形式上也会存在困难。我们通过谈话，通过逻各斯，乃至逻辑和规律来理解对方，为的就是尝试着交流。通过理解对方语言形式，从中获得对方的意愿，并藉由对方的意愿而使自己的意愿发生改变，这是进行交流的根本（如果是想要教训对方，或者向对方炫耀，那么也是想要通过压制对方而使自己得到意愿的满足）。从这样来看，不存在说西语写作而中国人完全不能理解，或反之的情形。

既然是具有能够理解的可能，那么为什么说汉语不适合反思哲学呢？这是因为汉语里面的语素带有较多的模糊性，宏观概括，意象性较重。当我用一个汉语词汇去表达一种意思的时候，如果不去仔细思考我这个表达当中可能会带来的歧义，很可能对方理解出来的意愿跟我想表达的意愿是根本不同的。哲学的精神就是要将不清楚的东西说清楚，如果单从纯形式的交流来看，语素容易混淆的语言确实不如划分细致的语言来得合适。网上一些汉语的段子（比如将“意思”一词运用到许多的场景里，或者“谁也看不上”一句的多义性等）把那些“让外国人考汉语交白卷”的多义性看成是汉语“博大精深”，这种沾沾自喜是愚蠢。真正应该考查的是，为什么就是这么容易混淆的语言依然能够让人理解问题，能够会意，能够传播开来，它的好处是什么，有什么是那些细致划分的语言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既然语素如此容易混淆，为什么汉语还依然这么有生命力地生存了多年，而那些划分非常细致的语言如拉丁文，却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呢？

其实语言从语素的级别看，都是表意和表音的。在文字的初年当然有侧重于表意或是侧重于表音的区别，但是经过长久的发展，当它们固化下来的时候，表音和表意已经相互渗透。汉语跟西语一样有语音表达，西语也跟汉语一样有表意。只不过相比而言，高度依赖于意象、语用、上下文的汉语，其语素相对地较为高度概括和抽象，因此汉语字少意满，单位信息量大（关于信息和信息量的问题，在此书第三章详细展开）。同一个词可以表达许许多多不同的意思，乃至原本它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只要意象相近，都能被运用起来。这样的语言当然就容易混淆了，其语言游戏性更甚于严肃性。所谓“严肃性”就是纠缠细节，而“游戏性”就是在模糊的意象中通过会意相互纠缠。古汉语对于诗文对联讲究平仄和押韵等等，可见其游戏性，但是在纠缠细节方面，正由于它更强调会意，一个词会有很多意思，就更需要增大解释的篇幅才能说清楚细节。像《道德经》那样用很少的篇幅却包含了巨量信息，其结果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甚至有些解释是相互矛盾冲突的。这种文字看起来似乎总是“深得我意”，但是一经推敲，却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根本说不服人，特别是说不服自己。问题就在于“纠缠细节”，是指将意义推扩到最极致的程度，而在日常当中并不需要这样的极致。中华文化讲中庸，凡事不要极端，就在于日常生活如果不去纠缠细节，像汉语（或者是西语中的较为简明的英语）这样的语言会更适合一般的意象性的会意交流。《道德经》寥寥五千多字就可以囊括这么多道理，只要写在较少的竹简上就能传播。所以尽管也有语言早于汉语产生，但像战国初年那样通过文字的大量传播而普及文化，最早的还是汉语文明。经过近代的西学东渐，白话汉语经过了相当多人的努力改造，到了今天它已经改变了古汉语那种言简意赅却不擅长于细节的局面。现代汉语是能够写作哲学的，是能够用于反思的，只是精细程度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篇幅的解释。

难道西语就没有混淆了吗？仅就“现实”（Energeia或Entelecheia）一词，在亚里斯多德的著作里就有三至五种不同的意思，所以不同时代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对其著作都有着成千上万的不同理解。所以汉语要说清问题不是不可以，而是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更大量的篇幅。但由于它的传播力强、会意深刻，因而一旦写成，影响会更大。尽管中华古籍的注疏已经浩如烟海，但相比于古希腊的注疏，那还远远不够。要把古籍中的问题说清，那更是需要穷经皓首的努力才能做到一二。正因此，更应设法将它说清，而不是将它神秘化，把问题搅浑变得更复杂。

邓晓芒老师有个关于汉语写哲学的比较有名的讲课，主要的角度是现代汉语中一些表达方式可以避免西语当中的问题，因此认为现代汉语写哲学有一定优势。而我认为仅仅有一点偶发的优势，不是用汉语写作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汉语写作哲学本来就不必有那种自卑的心理负担，只是要花更多的努力去说清楚问题而已。既然我思维的方式就是用汉语的，在没有深入掌握外语之前，汉语就是我用以思维哲学的第一基底。意愿所选择的理性语言形式体系可以有民族和国界之分，但意愿本身却都是独一无二，没有这种分别。只要是试图搞清楚问题、反思自身，用汉语又有什么不正当的。英语当然是现在世界学术的核心语言（早年还是拉丁语、德语、法语，谁知道未来会是哪种？），但是如果是真理的话，岂有民族和语言之分。不管能否在世界学术占一席之地，首先这学术要做到能说服自己，然后借助于别人的批评致使自己更精进，让这学术做到更加能说服自己，这才是哲学反思将腐朽化神奇、将混沌整出天地清明的真正精神力量。

正由于汉语有这种特点，在翻译的时候尤其需要注意标准化。一个eidos又是“相”又是“理念”又是“理型”，transcendent和transcendental和apiriori都叫“先验”有时又叫“先天”，非专业的汉语母语人士怎么可能纠结得了那么多，手指头再多也没用。虽然叫“相”确实比较贴近eidos，甚至有利于理解“共相”，但“相”本来就是古印度思想翻译过来的，如果不说清楚又容易会混淆。反而是冷僻的“理型”虽然难以会解其意，但至少不会混为一谈。早早厘定翻译标准，有利于普通人普及哲学素养。

不过，自从白话文推广以来，今天现代汉语的游戏化倾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古代有写作时避讳姓名年号等的传统，就是因为权力者害怕人们用旁敲侧击的写作来地影射事情。一开始人们畅所欲言，然后因为不准说便开始影射，为了防止影射而禁忌，又因禁忌而再次叠加影射，又再成为禁忌，如此往复。因此稍微年纪大一些的人去看那些交流更为频繁的年轻人的语言，都已经不知道在说什么，这势必加深了代际沟通的难度。一开始尚且是因为禁忌，后来发现这样去说话也“挺有意思”，于是“段子”便泛滥成灾。这让语言愈加神秘化，让原本一两个词就能说清楚的问题偏要绕过权力或是故意的歪曲而更易误解，需要更大篇幅的长篇大论才能说清。古代人如此生活了数千年，总担忧夏三代那种简朴快乐的生活难以恢复，而这种担忧其实到了这个时代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