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租不断上涨、连锁品牌入驻、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在地文化逐渐消失——这就是缙绅化：旧社区在重建后因地价及租金上升，吸引高收入人群迁入，原有的低收入者不得不迁往条件相对较差、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生活。缙绅化的进程一再深入，未来的城市能否真正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公正合理的空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杀死一座城市》一书对美国四座大都市（新奥尔良、底特律、旧金山、纽约）的重大变迁进行了回溯和分析。资本的大量流入，逼迫原生社区与文化妥协退让，群体驱逐之下，城市从充满回忆的故居变成精致而巨大的空洞。本文为该书导言，澎湃新闻经理想国授权发布。

当我大学毕业回到纽约，我发现我自己同时属于两种族群：被驱逐的弱势人群，以及驱逐别人的中上阶层精英。我在纽约西村（WestVillage）长大，离著名的记者和社会运动者简雅

各布斯（JaneJacobs）在年写下城市巨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DeathandLifeofGreatAmericanCities）的地方，只有几街之遥。简雅各布斯在四百页的篇幅里，探讨纽约西村的魅力从何而来——那小而有变化的街道景观，多样化职业、阶级与种族的居民，文化上的多样流派。简雅各布斯认为，美国的每个城市都应该借鉴西村，借由创造小店家而非大卖场，以小型街道取代大条马路，鼓励多种尺度的公寓和住宅形态，而非大型的集合建案。

但当我从大学回来，西村跟简雅各布斯笔下自由平等的乐园已大不相同。过去我家至少每周会订一次的外卖中国餐厅已经关门，取而代之的是一家银行。我最喜欢的比萨小店变成了高级食品店。我哥哥高中打工的录像带店，变成每次只展售几件昂贵单品的精品服饰店（那家店倒了以后，接着开了一家专卖精致木制品的儿童玩具店）。离我父母家几条街距离的克里斯多福街（ChristopherStreet），曾经以同志氛围闻名全美，如今已成为一个有警察巡逻的昂贵区域，变得平淡无奇。周边街廓原本中等人家的住屋，变成了高昂的房产。布里克街（BleeckerStreet）一度沿街都是古董小店，现在已经被一些大的连锁品牌取代。

如今，那些充满我儿时回忆的建筑中，矗立的是我们闻所未闻的财富象征。与我父母家一街之隔，明星建筑师理查德迈尔（RichardMeier）设计的三栋玻璃大楼拔地而起，高不可攀。在我旧居的对面，一个原本由艺术家经营的旧仓库工作室，上面加建了一栋粉红色的公寓，被重新命名为“朱壁宫”（PalazzoChupi），年开放出售时，每间公寓的售价高达万美金。

我父母住的大楼也不一样了。每个月都会有一户公寓翻新改建。剧作家、艺术家和中等收入的上班族正在搬走，取而代之的是对老住户怀有敌意的银行家和商人。人们进出不再为彼此拉住大门，在电梯里不再互相打招呼。我不再认识我们的邻居，开始对大楼里经过的每个人面无表情。那种社区感——西村之所以让我和父母觉得有家的感觉，50年前给简雅各布斯带来灵感的魅力，已经消失了。

从年到现在，或者说，从年代我父母开始搬到这个小区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简雅各布斯所描述的西村已不复存在，而新的西村看起来像是旧西村的游乐园版。好多人都走了，因为负担不起涨到天价的房租而被迫搬走。现在西村一间普通单间公寓的月租大约是美元。如果你在工作日走过西村绿树成荫的安静街道，你至少会看到好几个工地，工人正在把之前原本可供多个家庭居住的房屋，改建成巨大的豪宅。年9月，一家得克萨斯州油业的女继承人将她面积平方米、“如堡垒”般的联排别墅，以万美金的天价，出售给一名匿名买主，这栋别墅就坐落在简雅各布斯之前居所的不远处。简雅各布斯原本的小屋子现在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办公室。西村也不再像以往那么族裔多元了——现在有90%的居民是白人。在曼哈顿地区，西村的居民族群多元性上只比上东区（UpperEastSide）好一点。

对于像西村这样的改变，纽约人一般会抱怨这样的小区“不酷”了。但对简雅各布斯来说，像西村这样的地方不只是酷而已，它们的存在证明城市可以不需政府干预而自我运转，无须太多外力帮助就可达到平衡。简雅各布斯提出：这些小店家、吸引艺术家和作家的便宜租金、长短不一的街廓，以及多用途混合的分区政策，让西村的街道成为观看人来人往的好地方，也让社区成为一个亲密的系统。店家不只是经营者，他们也是无形的警力，帮助维护治安，确保单独上学的孩子平安到达。一个友善行人的街廓不只是一个散步的好地方，也能为陌生人提供互动的空间，互相激发新的想法，发现新的命运。多样性的建筑，从高级华厦到旧出租屋，意味着一群多样的人可以负担不同的租金从而入住同一个社区，不会因为收入多寡、族裔背景而被区隔。

一度昭示着多元平等最佳楷模的西村，如今变成全美最昂贵、纽约族群最单一的社区，这对美国城市的未来来说意味着什么？而那些被迫离开这个新的西村的人们，他们又怎样了呢？

当我决定搬回纽约时，我知道西村已经贵到无法入住，所以我开始在别处寻找，很快我就发现，对于一个年轻记者来说，曼哈顿的单间公寓还是太贵，所以我开始往外围的市镇找。有一年的时间，我跟我的男友住在皇后区的艾斯托利亚（Astoria），然后是布鲁克林区的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Bedford–Stuyvesant），然后是威廉斯堡（Wiilamsburg）和布什维克（Bushwick）。

每一处我都感觉到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只不过我身处的是角色的另一方。同一个小区里，好像有两个世界在彼此推挤——一边是我和朋友会去的商店、酒吧、餐厅，另外一边是当地更早的老居民会去的店。我看到我的新邻居们脸上皱眉的表情，我想象他们的感觉，和我父母在西村看到新面孔时一定很像。

一开始这些变化看起来新奇而古怪，我难以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事物在改变，关系在紧张，但却难以具体描述。往布鲁克林区深处搬迁的白人朋友尽管略感不安，但却也没有其他选择。我知道发生在纽约的事只是冰山一角，只要看看路边街廓每年的变化你就能感觉到它无所不在。但这些事却没有言语可描述。渐渐地，当人们抱怨新纽约的改变时，有个词开始在报章杂志、脸书（facebook）、酒吧闲谈里流传：缙绅化（gentrification）。

到了年，每个人都听过这个词，没有人有办法精准地定义它，但这个词却足以描述所发生的事：老居民搬走、在地文化消失、财富和白人开始涌入纽约小区。我看到的景象和听到的一手、二手故事开始形成一个完整的画面：朋友们离开纽约，搬到奥斯汀、费城或洛杉矶；小区里倒闭的杂货店和洗衣店，取而代之的银行、搬入的新邻居；在募款平台上人们寻找租屋的法律协助、租金协助，这都是缙绅化这个词所描述的现象。

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种变化的受害者，我长大的小区贵得让我必须搬走，但我知道自己的处境也还算不错，在布什维克或者贝德－斯泰弗走一圈就知道，从一个街廓到另一个，看到那些正在翻新的老旧残破的公寓楼，看到它们封死的窗户和前门售出的招牌，我知道这意味着老居民被逐出了。对纽约的穷人来说，缙绅化不是一种社区特质无形的改变，而是他们真切面对的群体驱逐、金权暴力，还有悠久在地文化的铲除。

但我看到所有缙绅化的报道都在